□韦士钊
我是一顶警帽。
我的主人叫老罗，是一名火车站派出所的执勤民警。听派出所其他警帽说，我是老罗的第八任，也可能是最后一任警帽——老罗已经从警近40年，快要退休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老罗的衣柜里见到了前几任警帽，他们干净而破旧，有的身体严重变形，有的帽顶还残留着被锐器割开的痕迹。他们静静地躺在柜子里，我仿佛看到了以后的自己。
当警帽很辛苦。我刚上任时恰逢盛夏，老罗每天顶着近40℃的高温在广场巡逻，随便走几步就浑身是汗，头顶不住地冒着热气，飘到我身上就像在蒸桑拿。阳光炙烤着我的后背，火辣辣的。我低下头，看见老罗的警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不一会儿被晒干，然后又湿透、晒干，表面浮起一层盐渍。“可怜的兄弟，辛苦了。”我心里默默想着，只求老罗能早点去休息。到了冬天，车站外寒风刺骨，即使穿着厚厚的冬执勤服，湿冷的寒风也会顺着缝隙钻进老罗的脖子，冻得他直打战，更别说在他头顶毫无遮挡的我。遇到雨雪天气则更加难熬，老罗在候车室门口执勤，不时回答旅客疑问，帮助困难旅客，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雨雪不住地落在我身上，一天下来帽檐都被冻僵了。
当警帽很寂寞。在火车站，我常常见到形形色色的帽子，有帅气的牛仔帽、漂亮的太阳帽、实用的运动帽。他们跟着主人走南闯北，去不同的城市，见不同的人，看不同的风景。说实话，我很羡慕他们。作为警帽，我只能一年到头跟着老罗呆在火车站，每天早出晚归，每天呆在同一个地方，看着同一片天空。我从未去过海边，也没去过草原，只能听着其他帽子的描述，想象那些美丽的风景，品味那些有趣的故事。
当警帽很危险。作为警察，老罗的工作就是和各种各样的违法犯罪人员斗智斗勇。记得有一次，老罗在进站口开展身份查缉时，发现有名男子和一名涉嫌故意伤害在逃的嫌疑人相似，准备带他到执勤室进一步核查。不料男子忽然伸出一拳，打在老罗头上后转身就跑。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飞，远远地落在地上。老罗来不及管我，拔腿去追男子，追了半个多小时才在增援民警的配合下将那人制服。后来同事们都说幸好那人没有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忽然想起老罗衣柜里那些警帽身上的伤痕，心中不免一阵后怕。
当警帽有时也很开心。每次上岗前，老罗都要对着警容镜仔细整理仪容。老罗个子不算高，加上年纪大腰弯背驼，客流高峰时站在人群中别人都看不到。每当这时，我都在老罗头顶站得笔直，让旅客远远就能看到我。旅客们的问题有许多，有的不知道在哪里买票，有的是和家人走失了，还有的是行李不见了，每当老罗为旅客把困难解决，他们的连声道谢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当警帽有时很荣耀。那是老罗退休前最后一班岗，他戴着我在车站里巡逻，那一次老罗走得比平时要慢一些，他走过车站的每一个地方，像是在跟自己的老朋友一一告别。当走到2号站台时，一名旅客带着2大包行李和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赶火车，不料因为跑得太快，孩子绊了一脚竟然摔到了站台下。眼看火车就要进站，老罗二话不说跳下股道，把孩子拖起来送上了站台，而他自己因为晚了一秒钟，腿被火车撞成了骨折。后来，老罗因为英勇救人，被上级授予个人二等功。授奖那一天，穿上常服的老罗就像变了一个人，数十年的辛苦好似没有压弯他的脊背、染白他的鬓角，他郑重地把我戴在头上，一瘸一拐地走上了领奖台。领奖台上的老罗是那样高大，光彩夺目。那一刻，时光仿佛回到了40年前他入警的那一天，他戴着第一任警帽，面对国旗许下庄严的誓言。
很荣幸，我是一顶警帽。
（作者单位：杭州铁路公安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