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菡英
穿过树影斑驳的土路小镇，通往远方沉默的公路上，驾驶汽车的女人问她身旁的男人：“你能确定吗？”
“杀了那个人吗？不确定，你呢？”
“不太确定，我想我们可以路上再决定。”
电影《三块广告牌》里最后一个镜头，女主角米尔德里德和迪克逊准备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一个假想的希望时，这句终结对白成为点化全片的核心——究竟什么是能确定的？什么又是不能的？
人性的不确定，生命的不确定，希望的不确定，执念的不确定以及命运的不确定，生成影片时它的基调却渐呈确定。这种不确定的实质并非虚无，而来自于它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把握。整部影片就是在这种对人性和剧情的期待与反转中抽丝剥茧般地徐徐展开。而所有这些不确定中，影片为观众呈现的最大不确定，就是人性的不确定。这也是我喜欢这部影片的原因之一。它不剑指让人“审恶疲劳”的社会问题，但是它坦呈弱小个体面对制度冰冷时的无能为力，面对宗教黑暗时的自我拯救，每一句鞭挞都看似无意却精准有力，也因此使得剧中的各个人物关系，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展。
《三块广告牌》的精妙之处在于虽然以一个“烫山芋”开篇，却在平静不撕扯的表面下，有着如歌的行板一样的延展性。女主角米尔德里德为了敦促警方早日抓到奸杀自己女儿的凶手，租下三块大广告牌以醒目的字体质问警方。第一块：“爱女惨遭奸杀”；第二块：“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第三块：“威洛比警长，这是怎么回事？”
在她一步步逼问警察局局长、逼向真相的过程中，警察局局长威洛比的自杀身亡以及问题警察迪克逊的自我蜕变，这三个人物的人性样态随着剧情反转和情境变化而显现出更加复杂丰富的质地——好坏黑白不是它单一的成色，有的只是更多的可能性。
在这三个人中，警察局局长威洛比无疑是个带有光环的人物——他在镇上是受人尊重和拥护的执法者，在警局是被警员钦佩和爱戴的好局长，在家里是温情缱绻的丈夫和慈爱和善的父亲，但他却身患癌症，时日无多。这样一个“高大全”的伟岸形象却在一切都尽显祥和的时刻举枪自尽，留下悲伤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虽然他也被那三块咄咄逼人的广告牌弄得焦头烂额，但是他又在临死前为米尔德里德预支了下个月的广告费。这一切看似不可理解，却是人性弱小的自证与反证。
可以展现威洛比人性光芒的是他留给每个人的遗书，特别是他写给警员迪克逊的信。他对这个在残缺家庭里成长起来、行为另类却待他如父如兄般心理依赖的警察，有着未尽的教化使命。而迪克逊也在读到他信的那一刻，在懵懂中幡然醒悟：
“爱能让人冷静，而冷静有助于思考……憎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冷静可以，思考也可以……”
深夜的警局里，威洛比局长的殷殷教诲言犹在耳，高亢清冽如牧歌一样的咏叹与熊熊燃烧的火光共舞，迪克逊最终在田园般平静安宁的音乐声中完成了自我救赎的序章，浴火重生。
女主角米尔德里德是牵引观众视角前行的原点，观众自始至终是与她站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内心的分裂与厚度直观又丰满。丧女的悲愤和绝望，让她本就刚烈的性格有了更加坚定的理由。她强硬得可以以一己之力对抗公权的冷漠，她冷酷得用肆意伤害别人、伤害自己（正如她的儿子罗比所说，这个广告牌时刻都在提醒她自己，女儿是被人奸杀的）来消解她的痛苦，同时也消磨着观众对她的同情和忍耐，可是她也柔软得让我们能听得见她心底那个无声的喟叹。
她不就是那个我们想做又做不到的自己吗？当我们遭遇极端厄运时，懦弱的我们内心总是会幻化出这样一个身披铠甲勇往直前的形象，带领我们弱小的内在栖息于精神胜利的辉煌制高点。
影片最大的戏剧冲突是正义和内心救赎的冲突，是撕裂与和解的冲突。而它最大的主题，依然是爱和慈悲。它归根结底是对人类非常强烈情感的一次真诚探讨。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用了很多的暴力和黑色幽默去讲述故事，而他真正要表达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
极端厄运不是时时都会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只一次，就足以让人生失重。有时候以为自己遭逢的至暗时刻，其实却是别人的“海上生明月”。因此在被生活逼得不得不竖起全身锋芒的夜晚，有时会听到你疲惫的叮咛：“别太敏感，别太复杂……”而这，就是让人蓦然松绑的唯一信仰。被熨帖过的心灵难道不比被无视践踏的心灵更有力量吗？
喜欢看电影，是喜欢它用剧情为我铺陈了一种分析性思考，从而使大脑调动起所有动力细胞，寻踪觅迹去解锁一道道隐藏在电影意象背后的命题，感受它带给我的心灵震撼和思索。当面对人生的困惑与迷惘，并在其中犹疑不定时，或许只管出发就好，因为路上还可以再决定。
